国学古籍
史部
  •   段成式 字柯古,约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

      段成式作为官宦子弟,青年时期跟随父亲转徙各地,了解了一些风土人情,开拓了生活视野,加之精研苦学,博览了包括官府秘籍在内的大量图书。他以读书为嗜,博闻强记,知识渊博。段成式又和当时的诗人温庭筠、李群玉等结为朋友,往来密切。这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段成式曾因父亲的关系,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自己说:“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书”(《寺塔记》)。这是843年,他大约四十来岁的事情。后来,他又累官尚书郎、太常少卿。唐懿宗咸通初年,他曾出任江州刺史,但不久被罢官,然后寓居于襄阳至死。==============================================================================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与张君希复善继。同官秘丘郑君符梦复连职仙署。会暇日游大兴善寺。因问。两京新记及游目记多所遗。略乃约一旬寻两街寺。以街东兴善为首。二记所不具。则别录之。游及慈恩。初知官将并寺。僧众草草。乃泛问一二。上人及记塔下画迹。游于此遂绝。后三年。予职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归京。在外六甲子所留书籍揃坏居半。于故简中睹与二亡父游寺。沥血泪交。当时造适乐事邈不可追。复方刊整。才足续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两卷。传诸释子。东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恭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两字。坊名一字为名。新记云。优填像。总章初为火所烧。据梁时西域优填在荆州。言隋自台城移来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  开目其工颇拙。犹差谬矣。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岁早则官伐其枝。为龙骨以祈雨。盖三藏役龙意。其树必有灵也行香院堂后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双松。稍脱俗格。曼殊堂工塑极精妙。外壁有泥金帧。不空自西域赍来者。

      旃檀像堂中。有时非时经。界朱写之。盛以漆龛。僧云。隋朝旧物。

      寺后先有曲池。不空临终时。忽然涸竭。至惟宽禅师止住。因潦通泉。白莲藻自生。今复成陆矣。

      东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

      左顾蛤像。旧传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数逾数千万矣。忽有一蛤。

      推击如旧。帝异之置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脱。中有一佛二菩萨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陈宣帝。于阗玉像。高一尺七寸阔寸余。一佛四菩萨。一飞仙一□玉成。截肪无玷。腻彩若滴。

      天王阁。长庆中造。本在春明门内。与南内连墙。其形大为天下之闻。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折时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数十筒。今部落鬼神形像堕坏。唯天王不损。

      长乐坊安国寺红楼。睿宗在藩时舞榭。

      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I杏械湫獭?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举止态度如生。工名李岫。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当时辇土营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余人。  常乐坊赵景公寺隋开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门里东壁上。吴道玄白画地狱变。笔力劲怒。变状阴怪。睹之不觉毛戴。吴画中得意处。

      三阶院西廊下。范长寿画西方变及十六对事宝池。池尤妙绝。谛视之。觉水入深。壁院门上。白画树石。颇似阎立德。予携立德行天词粉本。验之无异。

      西中三门里门南。吴生画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

      华严院中□石卢舍立像高六尺。古样精巧。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时。僧守行建道场出舍利。俾士庶观之。呗赞未毕。满地现舍利。士女不敢践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  寺有小银象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象高六尺余。古样精巧。又有^2□七宝字多心经小屏风。盛以宝函。上有杂色珠及白珠。骈甃乱目。禄山乱。  官人藏于此寺。屏风十五牒三十行。经后云。发心主司马恒存。愿成主上柱国索伏宝息。上柱国真德。为法界众生造黄金牒。善继疑外国物。

      游目记所说刺柏。太和中伐为殿材。

      道政坊宝应寺韩干。蓝田人。少时常为贯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贯酒漫游。干常徵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成。与钱二万。令学画十余年。今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妓小小等写真也。寺有韩干画下生帧。弥勒衣紫袈裟。右边仰面菩萨及二狮子。犹入神。

      西北角院内。有怀素书颜鲁公序。张渭侍郎钱起郎中赞。

      平康坊菩萨寺。食堂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佛殿内槽后壁面。吴道玄画消灾经事。树石古崄。元和中上欲令移之。虑其摧坏。乃下诏。择画手写进。

      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佛角而转膝。元和末。俗讲僧文淑装之。笔迹尽矣。

      寺之制度钟楼在东。唯此寺缘李右座林甫宅在东。故建钟楼于西。寺内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宝帐。寺主元竟多识释门。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转请此寺僧。就宅设斋。有僧乙尝叹佛。施鞍一具。卖之材直七万。又僧广有声名。口经数年。次当叹佛。因极视右座功德。冀获厚衬。斋毕帘下出彩篚香罗帕籍一物。如朽钉长数寸。僧归失望惭惋。数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于^7□胡。^7□胡见之惊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货此不违价。僧试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极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

      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负束^8□。坐卧于寺两廊下。不肯住院。经数年。寺纲维或劝其住房。曰尔厌我耶。其夕遂以束^8□焚身。至明唯灰烬耳。无血膋之臭。众方知异人。遂塑灰为像。今在佛殿上。世号束草师。  光宅坊光宅寺。普贤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实则幸此堂。今堂中尉迟画颇有奇处。四壁画像及脱皮白骨。匠意极崄。又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圆光均彩相错乱目成讲。东壁佛座前锦如断古标。西壁逼之摽摽然。

      宣阳坊静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上蟠蛇污烟可惧。东廊树石崄怪高僧亦怪。

      招国坊崇济寺。寺后有天后织成蛟龙披袄子及绣衣六事。东廓从南第二院。

      有宣律师制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数株甚奇。

      崇圣坊资圣寺。净土院门外。相传吴生一夕秉烛醉画。就中戟手视之恶骇。  院门里卢楞伽常学吴势。吴亦授以手诀。乃画总持三门寺方半。吴大赏之。谓人曰。楞伽不得心诀。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画毕而卒。  慈恩寺。寺不净觉故伽蓝因而营建焉。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太宗常赐三藏衲约直百余金。其工无针綖之迹。

      寺中柿树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
    作者:
    段成式
  •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享年七十八岁。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三十五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
    作者:
    杜佑
  •   隋书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

      公元六二一年(唐武德四年),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各朝史。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着手编撰,但历时数年,没有成书。六二九年(贞观三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纪知其务」,並主编隋书。参加隋书编修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六三六年(贞观十年),隋书的帝纪、列传和其他四朝史同时完成,合称「五代史」。

      当时「五代史」尚未有志。六四一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命续修史志。初由令狐德棻监修,六五二年(永徽三年),改由长孙元忌监修。六五六年(显庆元年)成书,共十志,三十卷。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记载:书成之后,「其篇第虽编人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又据李延寿北史序传,当时也称为「隋书十志」。从内容来说,十志虽然是配合五朝史的,但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可见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旧唐书著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是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  隋书的「纪传」和「志」都成于众手,到宋朝初年,所题撰修人姓名已很不一致(参见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一○二四年(宋天圣二年)刊刻隋书时,「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的部分题长孙无忌撰,遂为后来各本所沿袭。

      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隋史专著,有王劭隋书等多种,后来都已失传,只有这部隋书流传下来。它对于我们今天瞭解和研究隋朝的历史,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隋书十志中记载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但记述范围有时概括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追溯到汉魏。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动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刑法志记载了梁以来律书的编定和「皇家」立法毁法的情况,都写得略具轮廓,多少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地理志大体按照隋朝的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並保存了当时经济史和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律曆志和天文志出于曆法学家李淳风之手,对南北朝以来天文曆法上的成就,作了总结性的叙述。数学家祖沖之关于圆周率的研究成果,曆法学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规律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曆志里。其中还有关于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是经济史上的重要资料。音乐志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国内各地区以及国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了导致隋唐「燕乐」产生的历史条件。燕乐是以中原音乐为主体,融合了多种音乐因素而形成的,在中国音乐史上有较大的影响。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又一部古代文献总录,除著录当时所存的著作以外,还附载了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并论述学术的源流。它所採用的图书分类法,直至清代相沿未变。  隋书最早的本子是宋天圣二年刻本,已经失传。本书校勘,用的本子有以下九种:

      一、宋刻遞修本,现存六十五卷,校记中简称「宋小字本」。
      二、另一种宋刻本,只存五卷,简称「宋中字本」。
      三、元大德饶州路刻本,简称「元十行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即据此影印)。
      四、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简称「元九行本」。
      五、明南京国子监本。
      六、明北京国子监本。
      七、明汲古阁本。
      八、清武英殿本。
      九、清淮南书局本。

      在以上九种之中,主要是用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择善而从。版本校勘,一般不出校记。此外,还参校了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鑑通志等书的有关部分,并採用了前人对隋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关于书中的避讳字,天干「丙」字,唐人讳改为「景」,现一律回改。其他避讳字,一般不改,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写出校记。
    作者: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
  • 本书是用记叙君臣问答的形式,将贞观年间最主要的“方针政策”以及制订过程分类编排,而把重点落在用贤纳谏上。
    作者:
    吴兢
  •   《晏子春秋》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种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  书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注释书籍有清末苏舆的《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代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参考价值较高。

      近代吴则虞编纂的《晏子春秋集释》对《晏子春秋》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注本,参考价值较高。

      吴则虞,当代哲学史家,历史学家.版本学家,安徽泾县人。1913年生,师从章太炎,在章太炎的指导下,精研古籍,攻读音韵.文字.训诂诸学,造诣很深。曾任南岳师范学院.重庆师女子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哲学史,文字学,校勘学等课程。他喜爱收藏古今书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历史,中国藏书史,古籍校勘整理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工具书使用法》《版本校勘学通论》《版本通论》《晏子春秋集释》《晋书校勘记》《清真词校记》《稼轩词选注》《续藏书记事诗》等。
    作者:
    吴则虞
  • 作者:(宋)灌圃耐得翁著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一卷,耐得翁撰。耐得翁系别号,姓赵,余无可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写成该书。书内分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院、闲人、三教外地,共十四门,记载临安的街坊、店铺、塌坊、学校、寺观、名园、教坊、杂戏等。“瓦舍众伎”一门,内容充实,有宋代文艺、戏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与《梦粱录》、《武林旧事》同为研究临安以及南宋社会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文献。
    作者:
    灌圃耐得翁
  •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
    汪辉祖
  •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九年(1731),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汪辉祖早年丧父,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乾隆十七年(1752),汪辉祖到其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两年以后起,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幕宾长达34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多次应试,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45岁的他经三次落第之后才考中进士.乾隆五十年(1785),汪辉祖结束了幕宾生涯,出任湖南省宁远县知县.几十年的幕府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因此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清史稿》本传中记载的几件事,颇能反映他的为官之道,体现他的从政能力.不幸的是,由于其人秉性正直,嫉恶如仇,反遭恶人暗中诋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

    汪辉祖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比较大的良吏和学者,尽管他在史学上也曾有过贡献,特别是在史学工具书的编纂方面,还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今天知道的人是非常少了,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也很少有人了解。当然,从汪辉祖本人来说,生前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吏治方面。他的一生在州县佐治为官就达四十年之久,因而吏治经验非常丰富,且勤于总结,留下了多部关于幕学与吏治的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幕友们必读之书,更是学幕者之必读课本而得以广泛流传,被誉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居官佐幕者几乎人手一册,视为枕中鸿宝。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汪龙庄七十寿言》中就曾这样说:“居闲习经,服官究史,君有名言,文能称旨,布帛菽粟,人情物理。国相颁其政言,市贾刊其佐治,雅俗争传,斯文能事。”可以视作当日最好的写照。所以他在当时政坛上声誉很高,是颇受尊重的名幕,是位名副其实的“绍兴师爷”。

    汪辉祖是清代誉满全国的绍兴师爷、幕学家与法律专家,他的幕学著作,阐述了清代幕业的技术原则与道德规范,提出就幕宜慎、律己立品、尽心事主、保民便民等见解.作为清代幕友的典范,其幕学思想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清代幕府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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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书简介】 - 郡斋读书志
      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南宋晁公武撰。晁公武(约1105~1180)字子止。澶州清丰(今巨鹿)人。祖居汴梁昭德坊,故称昭德先生。撰有《易》、《春秋》等诂训传,曾以监本"九经"校蜀石经,撰《石经考异》。在四川荣州为官时得井度大量赠书,1151年前后撰成《郡斋读书志》。该书有1157年前后四川刊行本共 4卷;宋淳祐九年(1249)衢州刊行本,共20卷,收录图书1461部;宋淳祐十年(1250)袁州刊行本共4卷,收录图书1468部。

      袁州本后附《后志》2卷、《考异》1卷、《附志》1 卷。《后志》是衢州本传到袁州后,以衢州本中多出的435种编成;《附志》为赵希弁据其私人藏书编成,收录486 种图书,多为晁氏身后新出之书。宋刻袁州本久不见流传。《四库全书》仅得清初流传的巾箱本。1925年在北京故宫发现原刻本,后影印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衢州本流传较少,清乾嘉间出现旧钞本。1884年王先谦以袁州本补订,并依衢州本编为20卷,后附赵希弁《附志》1卷。

      《郡斋读书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袁州本分43类,包括经部10类、史部13类、子部17类、集部3类。"衢州本"分为45类,子部多"星历"类,集部多"文说"类。该书前有总序,四部各有总论,各类小序在每类第一种书的提要中,叙述学术源流。每书撰有提要,或介绍作者生平,或讨论书中要旨,或论学派渊源,或述篇章次第, 较偏重于考订。晁公武的《 郡斋读书志》,在目录的体系和提要考订方面都有首创之处,对以后出现的一些著名目录如《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者简介】 - 郡斋读书志
      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1—1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1053—1110),字无咎,从父说之(1059—11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

      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1132),登进士第,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116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116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18卷、《尚书诂训传》46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1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1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1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6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作者:
    晁公武
  •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古籍的结构

      包背装和线装的古籍,结构大致相同,即将各印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装订成册。每册古籍内外各部分,均有固定名称。主要有: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衣,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料、绵绫则多施于古籍善本。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书衣上一般题有书名,或直接写在封皮上,或贴一纸书签。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书脑线装书订线的一边。

      书脊线装书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

      书头古籍的上端,又叫书首。

      书根古籍的下端。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的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最后一册常用作"止"字的异体字,如"《凡大》"、"{大止}"等。

      扉页在书页之后,书名页之前的一页白纸。

      书名页即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多以半页(一块书版的半面)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的以半页题书名,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以上是古籍的外观形式,至于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祐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祐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我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了,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2)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3)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我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我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4)根据刻书才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槤《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5)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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